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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之上，人類由最初完全源于偶然的做法，而逐步在一定的階段演化為必然性的自覺行為并達成相應的目的——首先就是逐漸選擇到了適宜于自己使用的制造工具的素材——既有石質的，也有骨質、纖維質和木質的，這可以在對一些文物的情況分析之后得到證實：當人類通過對于周圍的種種物質進行偶然性的嘗試之后，逐漸將“工具”的概念，與幾類物質相對應：用手難以打殺野獸，但憑借石塊就容易得多，用雙手敲擊硬物，往往會傷害自己的手，而應用石塊加以解決就變得輕而易舉，因此對堅硬的石塊進行加工，彌補手的不足；另外，原始人將樹枝做成投槍和弓箭，通過投擲，使投槍、弓箭能夠追上疾速奔馳的獸類并將其刺中，這樣既保證了自身的安全，又獲得了食物，提高了捕食行為的效率。此外，原始人類在風餐露宿中已意識到居住的條件影響到自身的生存，于是先“穴”居，后“搭窩”，逐步形成了“居有定所”的生活方式。這一切都是極富設計意味的工具制造行為。在種種設計行為的實施過程中，人類對于材料本身的了解，躍上了新的臺階，工具的概念隨之不斷呈現擴大化的趨勢，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制造”是一個特指，是指對于前所未有的產物的生產制造，其中包含著極為顯著的原創和獨創，并不意味著簡單的“器物復制”或“依照現有的樣板進行批量化的生產”。應該說，“制造”的本意在人類設計實踐不斷進行的過程中逐漸被淡化直至完全消失，這個從“產生”到“淡化”直至“消失”的過程，也就是設計逐漸從“與器物制造一體”到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實踐門類和行業”的過程；其次，是“設計”與“制造”之間的關系要明晰

 

我們不難形成這樣的結論：“制造工具”這一概念本身，含有相當比重的“設計”的成份。工具，實際上是人類意愿的延伸與發展。這樣的一種認識形成，非常有助于我們了解早期的人類。人類的早期，以肉體來與環境相協調、相溝通，顯得極為被動和弱小，常常成為各種獸類的食物。然而人類極具主動性的設計行為使相應的實踐充滿了和目的性，這注定了人類不可能長久地處于這種被動狀態——通過充滿設計色彩的實踐，在事實上不斷重新調整與自然的關系，從而以一種主動的姿態來促進自身在自然界中的發展，這成為“人類發展史”的主線。

 

從歷史上看，設計在古代是包含在物品制造這種行為中的，僅僅是制作者的一種意識而已。對于原始人類來講，這一點更應是極為真實的一種狀態。當時的人類在制造產品的時候，由于思維的簡單化，對于產品的功能以及形式都只限于簡單的認識之中。尤其是形態方面的要素，更是近乎隨意，根本談不上什么精益求精。以“用”為前提產生的“物質功能”是絕對化的，不太可能具備多少以“欣賞”為目的、為滿足視覺感官的愉悅而考慮的、外觀的修飾成分，因此，僅就“功能”與“形態”的關系而論，在當時的那個階段，形態僅僅是一種伴生物，僅僅是為滿足“用”的需要，而無法擺脫的一種（物質）功能的載體，本身并不具備多少“獨立”的含義。

 

不同階段最終成型的種種產物，一方面給我們提供了關于人類創新意識不斷發展的清晰的軌跡，另一方面，為我們現實地詮釋著什么叫“創新”。就本源來看，人類共有的“在自然環境中更好地生存和發展”這個目的堪稱最為本質的硬核。這一硬核從古到今乃至將來，都不會改變。因而，以挖掘人的潛在功能并使之得以延伸以及借鑒自然環境中種種生物的優點，為人所用為目的的飽含創新意識的設計行為，也勢必會伴隨人類的出現而產生、人類的進步而發展，始終成為人類觀照自身思維與行為的鏡子。

即便在形態方面有不同以往的創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使用過程中對產品的功能有了新的需求或發展而產生的“要求產品必須具有與之相稱的形態，來體現產品所具有的適用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到產品的形態——早期人類使用的盛裝器皿，先是底部如錐體的尖端一般，可插入土地中，以求得穩定(這一做法也許源于尖銳的石塊，可及其輕易地穿透目的物這一現象)；或在取水的過程中，便于快速方便地將水充滿容器。可是在保存容器中的水的過程中，又發現這一形態本身的不穩定，由此，現實經歷告訴人類：以器皿尖銳的底部來求得穩定只是瞬間的，只有重新改變器皿的形態，才可以長久地保持盛裝器物的平穩。于是主流化的平底或圈足的盛裝器皿就會大量產生。

 

人類社會的進步，要求人類無論是生產或是其它方面的實踐，都必須時刻帶有創新意識，而“創新”的根本理應是建立在對于實踐構成成分的理性認知和辯證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從本質上來講，所謂的“創新”就是不斷對于構成實踐的諸多要素進行最佳的組合。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不同階段的設計創新，就是從構成產物的素材到具體產物本身的形態，以及促使產物產生的制造方法，都在不同的階段以在當時看來堪稱“最佳”的組合方式得到的完整的體現。

 

這其中沒有哪一個是最重要或最次要的，對于當時的人類來講，它們處在人類認識的相同層級。即使是在今天，在關于自然現象與人類關系的思考方面，自然之物的不同類別依然不構成思考時主與次的依據。這可以說是體現在人類思維之中的一種傳統痕跡。在實踐中，原始人不斷對自身和自然中的各種自然之物加深認識，并將這種零散的認識做一定范圍和對象的傳播與交流，使之逐步成為“群體共性化”的認識，之后作為“知識”加以積累，并逐漸明確了自己的不足，例如，不能像獸類那樣憑借尖銳的牙齒來“咬殺”對手；沒有“貓科”和“犬科”動物的奔跑速度；也沒有鋒利的“爪”以擊打獵物。但是原始人有日趨進化的手和日益發達的腦，于是，客觀的自然之物的優勢成為人類“自我保護目的”達成的重要參照：加工的器物表面的光滑、均勻，器物前端的尖銳與鋒利，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工具（武器）加工過程中由對手見諸視覺的一些優勢所獲得的關于形態的啟發；

 

在材料的選擇上，可以肯定的是：石頭不是人類最初工具加工唯一使用的素材，可能也不是最早即有意識將“工具”概念與之對應的素材。當時的人類思維水平很低，還不可能以絕對化的認識去分門別類地看待周圍的環境，也不太可能對于構成環境的諸多元素做哪怕是一些極簡單的分析，他們對于周圍種種可視的物質所采取的態度，是完全的“拿來主義”——先拿來用，如果不合用就予以淘汰。這種做法，是以實驗性為前提的，在不斷地實驗之中，選取適宜的素材，加以一定程度的推廣，（傳說中“神農氏嘗百草”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說明了這種情況）。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來看，就是不斷尋找新的素材，并將其轉化為滿足人類種種需要的工具的歷史。物質材料被發現、利用的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實質上的設計含義——將本無任何意義的天然之物，賦予了極具實用性的工具素材的內含，這是物質本質上的轉變，是人的意識得以一定的物質化體現的標志。所謂人類的設計行為，由此開始變得具有了一些初步的秩序感和層次感，逐步擺脫了最初由素材尋找階段即出現，并伴隨設計行為全過程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如果沒有這些富有設計意味的工具制造行為，人類絕不可能發展到今天。因此，缺少設計意味的工具制造乃至其他的設計行為，不會對人類的發展有所推動和幫助，即使被制造出來，其生命力也是相當脆弱的。